随着直播的兴起
以“情感”为由奖励他人的现象时有发生。
有些粉丝上瘾了
继续奖励
不仅亏钱
引发家庭矛盾
也违反了社会秩序和道德
掺杂“感情”的打赏行为在法律上该如何界定？是赠与还是消费？已婚人士被诱导给予巨额打赏，配偶能否要求退还？如何通过司法裁判引导直播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近日，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成年人直播奖励返还纠纷案件。
主播“诱导”女子给出疯狂小费
杨某与妻子高某共同经营一家餐厅，闲暇之余，高某逐渐沉迷于手机直播，在直播间认识了比自己小12岁的“00后”主播孙某。两人最初在直播间的线上互动，发展成了线下约会。期间，孙某用各种言语向高某表达爱意，并在直播间诱使高某疯狂送礼打赏。
“点击上方的保时捷”
“粉红嘉年华”
“520红包”
“我会尽我所能保护你，包容你，让你幸福”
从孙某和高某的聊天记录截图可以看出，其中充斥着大量超越主播与粉丝正常关系的打赏和交流利诱。
高某利用在直播平台注册的两个账号，在9个月的时间里向孙某发送虚拟道具18293次。据统计，高某在其直播间内共使用虚拟道具币9176775枚给孙某打赏，其中孙某个人获得直播收入45万余元。杨某发现高某违反夫妻忠诚义务，擅自处置夫妻共同财产后，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主播孙某返还45万余元全部收入。
直播打赏是赠送还是消费？
庭审中，双方对悬赏性质产生分歧。
杨某称，高某与主播孙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二人已经超越了正常的朋友关系和主播与粉丝的正常互动关系，两人在微信上的交流内容足以证实二人之间存在不明确的“男女关系”。在高某与孙某逐渐从主播与粉丝的关系发展到所谓的“情侣”关系后，二人的性质发生了变化。高某对孙某的疯狂送礼，本质上与现实生活中男女之间的送礼无异，二人之间所谓的恋爱关系是不正当的，违背了公序良俗。送礼行为属于不当行为，故杨某请求法院确认高某对孙某的送礼行为无效，孙某应从高某的奖励金额中返还45万余元的收入。
主播孙某辩称，其承认高某向其发送虚拟道具并获利45万余元，但其认为主播与粉丝的互动行为并未违背公序良俗，高某向直播平台充值打赏是网络服务合同支付的对价，本质属于娱乐消费行为，并非赠与。
本案第三人某直播平台则表示，本案当事人并未向其主张权利，平台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既无权也不具备技术能力区分主播与粉丝之间实际的线下关系，也无法获知消费者的目的和意图，案涉三方构成网络服务合同关系，不存在违约行为。
网络直播酬金的法律性质和效力应如何认定？本案不仅涉及用户、主播、平台三者法律关系的认定，还涉及夫妻共同财产处分权的认定。司法实践中，关于直播酬金也存在赠与合同说与服务合同说的争议。
判决返还一半收益
在缺乏先例的情况下，本案合议庭通过查阅材料、实地走访等方式，深入了解直播行业的流量变现模式，认真梳理主播营销言论内容，分析直播内容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影响。最终，合议庭明确了本案的裁判规则。第一，直播平台与用户、主播之间形成网络服务合同关系，用户观看直播并给予打赏属于商业消费行为；第二，依据打赏数额及夫妻财产约定，判断夫妻一方的打赏行为是否侵犯夫妻另一方对共同财产的处分权；第三，以公序良俗原则作为确定直播打赏的基本效力条款。
法院据此认为，高某直播打赏虽然属于网络服务合同中的消费行为，但其与孙某线下相识并以情侣身份互动，破坏了主播与粉丝之间正常的互动关系，违背了社会公德善俗，且给予孙某的打赏数额明显高于正常的网络娱乐消费水平。同时，孙某明知高某的婚姻状况为已婚，仍以情侣身份与其互动并引导其打赏，也构成一定的过错。现杨某作为夫妻另一方，以高某违反公序良俗、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为由请求确认打赏无效，并请求孙某返还财产，并酌情给予部分支持。
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孙某在10日内将其获利的一半，即22万余元返还给杨某。
案件不是结局，治理才是初衷。由于该案涉及主播在涉案运营平台上暗示、引诱、鼓励、私下联系用户索要高额悬赏的行为，为防止更多粉丝再次陷入纠纷，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主动向该平台提出司法建议，要求其加强内容审核和正向引导，加强账号监管与处罚，加强直播间私下交易的风险提示，及时清理在直播间或评论中发布的“充值进群”、“充值加主播微信”等误导性信息。
平台接到建议后，立即对涉案主播进行重新审查，并封禁账号。针对打赏乱象，制定了健康主播积分管理制度，对主播账号按照积分进行分级管理。对积分过低的主播，采取限制使用PK、打赏功能、暂停提取违规直播收入等措施，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网络直播打赏通常是平台用户注册账号，按照需要完成网络充值，然后使用充值获得的虚拟货币在直播过程中购买礼物送出。
近年来，未成年人打赏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未成年人大额打赏、为游戏充值的行为不符合其年龄和智力水平，未经其法定代理人追认的，其行为应当认定为无效。司法实践中，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款项的行为均得到支持。但对于成年人打赏行为的效力问题，仍然存在一定争议。本案审理过程中，出现了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成年人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对是否参与打赏、打赏金额应由当事人理性决定，其打赏属于网络服务合同中正常的消费行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有效，不予返还。另一种意见认为，越来越多的成年人沉迷于直播，一些主播以线下见面、婚外情感关系等为由诱导观众打赏，这些违法行为层出不穷，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造成了冲击。
司法办案必须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法官综合考量后最终认为，直播打赏涉及平台、主播及相关机构、行业的合法权益。无论成年人的直播打赏行为认定为赠与还是网络服务合同，打赏一旦完成，即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行为，不应以退款的形式任意解除。这应当与其他网络交易、支付行为相一致。但通过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直播行为所获得的打赏，如男女婚外情感关系、诱导性打赏等，则不应受到保护。因此，在处理类似纠纷时，也应坚持网络服务合同的视角，根据过错程度合理分配用户、主播、平台三方的权利义务。 通过明确审判规则，不仅要明确认定直播打赏的法律性质、及时化解纠纷，更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审判之中，彰显司法的温度。
此外，直播平台对低俗内容信息的治理属于公法调整的内容，我国已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治理网络内容乱象，并开展“清朗行动”等专项行动开展专项治理。平台若违反相关规定，需承担约谈、罚款、限期整改等责任。在涉及夫妻请求退还直播打赏的案件中，人民法院应注意区分平台应承担的公法义务与私法义务，避免过度扩大家庭审判规则。同时，对于直播打赏的性质，涉及诈骗、引诱、违反公序良俗等，应从法律可操作性角度进一步明确具体认定标准，进一步统一裁判标准，促进直播行业规范有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