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文欣赏】职场不道德如何溢出到家庭?

以酒店业为代表的服务型组织，领导和员工之间相互有利的关系能对组织产生诸多有益的结果。然而，不道德领导（由于其不恰当、滥用、黑暗和不利的性质），会侵蚀组织宝贵的资源，产生很多负面效应。其中所产生的后果包括员工的离职意向、心理困扰、服务破坏行为、缺勤和工作绩效下降等问题。

尽管已有研究探讨了不道德领导与员工行为结果之间的关系，但在旅游和酒店业中，对包括不道德领导在内的不同领导风格的影响研究仍需加强。此外，道德意识作为调节机制，在不道德领导与行为后果之间的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相关领域的研究仍然有限，它是否能调节不道德领导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和亲家庭非伦理行为的影响尚不清楚。

因此，本研究采用了社会学习理论（SLT）和资源保护理论（COR）理论来探讨亲家庭非伦理行为对亲家庭非伦理行为的直接影响。其次考虑到情绪耗竭作为中介角色的研究不足，本研究运用SOR模型和社会认知理论（SCT）来探讨情绪耗竭在不道德领导和亲家庭非伦理行为之间的作用。此外，本研究还探讨了道德意识作为调节变量可能对不道德领导和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亲家庭非伦理行为之间关系的影响，提供对酒店业不道德领导及其后果更深入的理解，并为该领域的未来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见解。

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 SLT）认为员工倾向于模仿组织内的榜样，如领导。根据SLT理论，当不道德领导的行为暴露于在员工面前时，他们更有可能观察并模仿这种不道德领导的行为风格，而不管员工可能因为这种不道德领导造成潜在的伤害，他们仍将模仿并遵循这种不道德的行为。此外，资源保护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COR）提出，当员工感知到威胁，如与工作相关的压力因素（例如不道德领导行为），他们宝贵的资源会被耗尽，从而经历情绪耗竭（Emotional Exhaustion）。SOR模型表明外部刺激（S）会产生有机体（O），最终导致个体（R）的反应。不道德领导作为一种外部因素，可能会加剧情绪耗竭，最终在酒店业员工中增加亲家庭非伦理行为。道德意识（Moral Awareness）是指个人认识到其潜在的决策或行为可能与一个或多个道德标准相冲突的方式影响自我或他人的利益、福祉或期望。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不道德领导会显著影响亲家庭非伦理行为。

H2：情绪耗竭中介了不道德领导对亲家庭非伦理行为的影响。

H3：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中介了不道德领导对亲家庭非伦理行为的影响。

H4：情绪耗竭和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依次中介了不道德领导对亲家庭非伦理行为的影响。

H5：员工的道德意识显著调节了不道德领导和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之间的关系。

H6：员工的道德意识显著调节了不道德领导和亲家庭非伦理行为之间的关系。

研究设计

研究选择伊朗主要旅游目的地城市的五星级酒店的一线员工作为研究样本，这些员工因其与客户的直接互动而对服务质量和顾客满意度产生重要影响。研究者通过电子邮件和面对面沟通获得了酒店管理层的同意，并通过分发纸质问卷收集了数据，确保了数据的匿名性和自愿性。

数据收集在三个不同的时间点进行，以减少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首先，在时间1收集了不道德领导和人口统计变量的数据；接着在时间2收集了情绪耗竭和道德意识的数据；最后在时间3评估了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和亲家庭非伦理行为。

采用回译法准备问卷，并进行了预测试以确保问卷的可读性和理解性。使用五点量表测量不道德领导、情绪耗竭和道德意识，而使用七点量表测量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和亲家庭非伦理行为。此外还考虑了性别和年龄作为协变量，以控制潜在的混杂效应。

该研究首先使用AMOS V.23软件进行确认性因子分析（CFA），以检查研究的心理测量属性。然后，利用SPSS中的PROCESS Macro插件来评估假设中的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使用自助法（bootstrapping）来检验间接效应和顺序中介效应的显著性，实施Harman的单因子测试和共同潜在因子测试来控制潜在的共同方法偏差。同时检查了数据的正态性，并通过方差膨胀因子（VIF）测试多重共线性问题。

研究分析

研究首先进行了确定性因子分析（CFA）以评估测量模型的适配性。结果显示，五因素测量模型与数据的拟合效果较好：卡方值（x2）为1118.393，自由度（df）为393，卡方/自由度比（x2/df）为2.845，比较拟合指数（CFI）为0.939，Tucker-Lewis指数（TLI）为0.928，标准化根均方残差（SRMR）为0.042，均方根误差近似值（RMSEA）为0.077，以及简约规范拟合指数（PNFI）为0.769。

所有潜在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均高于0.50，表明收敛效度良好。平均方差提取量（AVE）和复合可靠性（CR）均超过0.50和0.70的阈值，进一步证实了测量工具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alpha值超过0.7，确认了测量工具的可靠性。偏度和峰度值在±2的范围内，表明数据正态性得到满足。

Harman的单因子测试显示45.607%的总方差被固定在一个因子上，但这一测试不足以得出共同方法偏差不存在的结论。共同潜在因子测试的结果与CFA的拟合统计数据差异低于0.05，表明在本研究中共同方法偏差不是问题。变量的相关性、均值和标准差如表3所示。

此外，为解决多重共线性，该研究进行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考虑到多重共线性的阈值为3，且对亲家庭非伦理行为的预测结构的VIF范围低于该阈值，本研究不考虑多重共线性。通过计算AVE的平方根和相关系数的平方来评估判别效度，该测试的结果如表4所示，结果表明判别效度得到了满足。

结果显示，H1：不道德领导对亲家庭非伦理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β = 0.311, t-value = 5.083）。假设1得到了支持；

H2：情绪耗竭在不道德领导和亲家庭非伦理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不道德领导正向影响情绪耗竭（β = 0.473, t-value = 8.716），情绪耗竭也正向影响亲家庭非伦理行为（β = 0.164, t-value = 3.193），情绪耗竭的中介效应显著（β = 0.077, LLCI = 0.023, ULCI = 0.140），因此假设2得到了支持；

H3：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在不道德领导和亲家庭非伦理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不道德领导负向影响亲组织非伦理行为（β = -0.524, t-value = -10.580），亲组织非伦理行为负向影响亲家庭非伦理行为（β = -0.320, t-value = -5.294），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中介效应显著（β = 0.168, LLCI = 0.097, ULCI = 0.243），假设3得到证实。

H4：情绪耗竭和亲组织非伦理行为连续中介不道德领导对亲家庭非伦理行为的影响。连续中介效应显著（β = 0.037, LLCI = 0.016, ULCI = 0.064），假设4也得到了证实。

H5和H6：道德意识在不道德领导和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之间起到调节作用（B = 0.224, t-value = 3.903）支持H5，但在不道德领导和亲家庭非伦理行为之间的关系中没有显著调节作用（B = -0.091, t-value = -1.436）不支持H6。

研究指出不道德领导通过情绪耗竭和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直接和连续中介作用，对亲家庭非伦理行为产生影响。此外，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也在这两种关系中起到了中介作用。道德意识虽然在不道德领导和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之间起到了调节作用，但在不道德领导和亲家庭非伦理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是微不足道的。

本研究的不仅填补了酒店和旅游行业关于不道德领导影响的文献空白，还为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领导行为提供了见解。此外，通过揭示情绪耗竭和道德意识在不道德行为中的作用，研究为组织在培养道德意识和减少情绪耗竭方面提供了策略，以促进更广泛的道德行为和提高员工福祉，组织需要意识到领导者行为对员工个人道德和家庭价值观的潜在影响，并采取措施推荐领导的道德化，以减少不道德行为的发生。